诸大建："低碳"下更要高效用好化石能源

李连杰布莱尔联手出拳 大力提倡环保

2004年-2005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，1994年-1995年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。

主要研究城市与区域发展、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、宏观政策与管理等。

兼任联合国全球绿色新政咨询专家、瑞士达沃斯《世界资源论坛》国家专家委员会专家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、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循环经济咨询专家、2010年上海世博会环境顾问、上海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等

“低碳经济不仅是少用一度电或节约一滴水，更不是要我们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的节约经济”，它是发展问题，也是经济模式，是实现多方共赢得发展方式。哥本哈根大会结束不久，循环经济专家、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诸大建教授，在上海第28期文汇讲堂现场提出最新观点。

中国必须要走低碳之路

中国为何要走低碳之路，诸大建认为，一是来自外部的压力，二是自身发展的需求。来自外部的压力是碳的总量排放和人均排放：总量上看，在1997年-2007年中国的总量和人均都是低的。但是，自2007年开始，中国碳排放总量有明显增长，成为世界碳排放比较多的国家之一。

当然，中国也有自己的争辩权，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中的隐含因素和历史积累因素。隐含因素指，中国的碳排放很大比重是为发达国家生产了许多产品，有关的研究成果说，中国的碳排放量中有1/3是为发达国家而产生的。从中国出口隐含能源看，2006年较2002年出口额增长1 .97倍，出口隐含能源增长1.79倍，说明有结构优化，但作用远远小于出口额的高速增长。从进口隐含能源看，2006年较2002年进口额增长1 .68倍，进口隐含能源增长2 .1倍，说明进口来源多元化带来结构性影响，但作用远远小于进口额的高速增长。可见，如何处理隐含能源的问题，将成为一个争议性的问题。现在世界上在争论，碳排放该由生产国还是消费国负责。

就积累因素而言，中国不能够为富国的历史排放承担责任，其中美国历史累计总量是最高的。据统计，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04年，每10吨二氧化碳中，有7吨是富国排放的，英国和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存量达1100吨，而中国人均存量为66吨，印度人均存量为23吨。

诸大建认为，外部压力和自我争辩理由都不是主要的，中国自我选择才是根本，无论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与否，中国必须走上减少化石能源的道路，否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就没有可持续性，将极大地削弱国际竞争力。

从中国自身发展来看，中国的形势刻不容缓。碳排放量遵循卡亚等式：二氧化碳(C O 2)排放量=人口×G D P /人口×能源/G D P×C O 2/能源，前两项都降不下来，中国能努力的就是后两项，单位G D P的能耗和单位的二氧化碳能耗，两者合起来就是单位G D P的二氧化碳强度。我国提出以2005年为基准线，到2020年减少40%-45%，按照刚才的公式，G D P如果保持8%的增长率，到2020年大概是2005年的3.17倍。即使单位强度按照目标降下来了，但是排碳总量还要增加70%-90%。中国未来的挑战会越来越严峻。这种最严峻主要不是来自外部压力，而是我们的经济模式必须要改变，要加强能源替代和提高能源效率降低。

仍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

诸大建认为，发展低碳经济包含三个方面：一是大力建设低碳城市；二是大力发展低碳产业；三是提倡低碳的生活模式。

对发展低碳城市而言，每个城市需要考虑三个空间，建设用地的空间、农林空间和自然空间，如果前者具有排碳功能，后两者则具有吸碳功能。低碳城市应该有足够大的自然和农林空间，所以规划和建设首先不是做开发区规划思维，而是要做不开发区规划，要把碳汇空间固定下来，这样才能增加城市发展的低碳能力。

城市的低碳产业发展主要在三大环节：能源利用效率、可再生能源替代及碳汇碳捕捉。具体来说，输入端的碳源减少，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；转化端的能源效率，主要提高工业能源效率、建筑能源效率、交通能源效率；输出端的碳汇吸收，从生态挖掘到生态建设。